景公询问晏子说：“我想穿上古代圣王的衣服，居住圣王的宫室，这样，那么诸侯们都会来吗？”

晏子回答说：“效法古圣王的节俭那么就可以，效法穿衣服，居其室，没有益处。夏商周三王穿不同的衣服而统一天下，不是因为衣服使诸侯归服的，诚心于爱护人民，果断地推行善政，天下百姓都感念他们的恩德，而归服于他们的道义，这就是他们的衣服节俭而人民大众高兴的原因。那帽子足够用来表示恭敬就行了，不要致力于装饰；衣服足够用来掩护身体抵御寒冷就行了，不要致力于华美。身上穿的衣服不要色彩杂陈，头上戴的帽子不要镂刻花纹。古人曾有用木柴搭巢和挖洞穴居而不厌恶的人，给予宫室而不要，天下人不是朝拜宫室，而是共同归向于他们的仁爱。到了三代制作衣服，是为了增加敬肃之意，头上戴的帽子足以表示敬肃，而不求贵重；身上穿的衣服足以使行动干净利落，而不有害于活动。衣服的轻重方便于身体，使用钱财的多少顺于民意。后来他们不再造柴薪搭成的巢穴居住，是为了避风寒；不再造土穴居住，是为了避潮湿。因此修建明堂的原则是，地下的潮湿，不能浸出；天降的寒暑，不能侵入。土建筑物不能装饰花纹，木建筑物不能镂刻，给民众看，让他们知道节制。等到这种风气衰败的时候，衣服的奢侈已过于足以敬肃的程度，宫室的壮美已过于避开潮湿的程度，使用人力很多，使用钱财很浪费，这是与民为仇敌。如今君主想要效法古圣王的衣服，不效法他们的制度，如果效法他们的节俭，那么虽然还没有成就治理，希望还是有益的。如今君主穷尽楼台亭榭的高耸，竭尽蓄水池的深度而没有止境，致力于刻镂雕花的巧妙，花纹彰显的观看而不厌倦，那么就是与民为仇敌了。就像我的忧虑，恐怕国家的危险，而主公您也不平安呀。您却还想让诸侯来归附，不是很难吗？您的话错了。”

景公赐给晏子平阴和槀邑。晏子辞谢说：“我的国君喜欢修筑宫室，百姓的力量十分疲困了；又喜欢游乐与珍宝，用来装饰女子，百姓的钱财都用光了；又喜欢发动战争，百姓离死亡很近了。使其力疲困，使其财用竭，使其身临死境，下面的人非常痛恨上面的人！这就是我不敢接受的原因。”

景公说：“这样做是可以的。虽然这样，难道您就不想要富有和尊贵吗？”

晏子说：“我听说做人的臣子的人，先国君而后自身；安定国家后才考虑自己的家，尊重国君才能安身，怎能说唯独不想富贵呢！”景公说：“那么我用什么封赏你呢？”

晏子回答说：“君王放宽对渔盐的征税，对关市只盘查而不征税；对耕地的人收取十分之一的租税；减轻刑罚，如果是犯死罪的人就判刑，如果是该判刑的就罚款，如果是该罚款的就免了。这三条，就是对我的赏赐、君王的利益。”

景公说：“这三条，我没有什么说的，就听从先生的吧。”

景公按照这三条去做了。派人去问大国，大国之君说：“齐国安定了。”派人问小国，小国之君说：“齐不会侵凌我们了。”

墨子说：“古代的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政治清明。然而国家不得富反得贫，人民不增加反减少，政治不清明反混乱，这是什么缘故呢？主张有命论的人说：‘命里注定富就富，命里注定贫就贫，命里注定人多就人多，命里注定人少业人少，命里注定政治清明就政治清明，命里注定政治就政治混乱。’拿这些话向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阻碍百姓做事，所以主张有命论的人是不仁的。因此面对主张有命论的人的言论，不能不加以明辩。”

那么怎么来明辩这些言论呢？墨子说：“必须设立一个标准，言论没有标准，就好比在转轮之上设立测日影的标杆未确定早晚时间（一样不可能）。对于是非利害的分辩，是不能明确了解的。所以言论必须遵循三个标准。”三个标准是什么呢？墨子说：“对事要追根溯源，要推究它的缘由，要用之于实践。向何处去追根溯源呢？就是向上去探究古代圣王的事情。向何处去推究它的缘由呢？就是向下详察百姓耳闻目睹的实情。在实践中怎么运用呢？就是把它应用到刑事与政务方面，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和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所说的言论必须遵循的三个标准。

“然而现在天下的上层统治者，有的认为命是存在的。让我们试着向上观察一下圣王的事迹，古时夏桀使国家混乱，商汤接过来将国家治理好了；商纣王使国家混乱，用武王接过来将国家治理好了。这个社会没有改换，百姓也没有改变，在夏桀、商纣王手中，天下就大乱，在商汤、周武王手中，天下就太平，这难道可以说是命吗？让我们试着向上观察一下先王的书，那些由国家颁布、用来布告施行于百姓的，是律法；用来听理讼狱，判定罪行的，是刑法。如果在上者采用执有命者之说，这就是颠覆天下大义。这是百姓所忧虑的，以百姓的忧虑为乐的人，是毁灭天下的人。”

既然这样，那么人们说希望有义之人居于上位，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有义之人居于上位，天下一定安定清明，百姓将得到大利。”如何知道是这样的呢？墨子说：“从前周文王在岐周受封，和他的百姓相亲相爱、互相得利，所以近处的人因他的统治而安定，远方的人因他的仁德而归顺。凡是听说周文王的仁德的人，都起来投靠他，说：‘怎么才能使文王的领土扩展到我们这里呢？（那样的话，）我们不也是文王的臣民了吗？’我由此知道了这个道理。古代圣王发布律法颁布政令，以此制定赏罚的措施，用以鼓励贤明、阻止暴行，所以人们在家对父母兄弟孝敬慈爱，出外与乡里乡亲相互友爱。因此让他们去管理官府就不会偷盗私取，让他们去守城就不会溃散反叛。这就是朝廷所奖赏而百姓所称赞的人。主张有命论的人说：‘朝廷奖赏他，是他命中注定值得赏，不是因为他贤明而得赏。朝廷惩罚他，是他命中注定该受罚，不是因为他暴虐才受罚。’依照这个标准做君主就会不仁义，做臣子就会不忠诚，做父亲就会不慈爱，做孩子就会不孝顺，如果固执地主张有命之说，这只不过是暴戾言论的根源，凶恶之人的道理罢了。”

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上层统治者，心中确实是希望天下富足而厌恶天下贫穷的，希望天下太平而厌恶天下动乱的，那么对于主张有命论的人所说的话，我不能不加以反对，因为这些言论是天下的大祸害。”

王充，会稽郡上虞县人，字仲任．祖上几代曾从军立有军功，被封为会稽郡的阳亭侯．才一年因变乱而失去了爵位和封地，于是就在那里落了户，以种地养蚕为业．曾祖父王勇好意气用事，结果跟很多人都合不来．灾荒年头，拦路杀伤过人，因此仇人众多．又赶上兵荒马乱，怕被仇人捉住，于是祖父王汎领着全家肩挑车载家当，准备到会稽郡城去安家，但中途在钱唐县留了下来，以经商为业．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家祖祖辈辈好讲义气，到了王蒙、王诵就更厉害了，所以王蒙、王诵在钱唐县又仗恃自己的勇力欺凌别人．后来，又与土豪丁伯等人结下了怨仇，只好全家又搬到上虞县居住．

建武三年，王充出生．王充小时候，跟同辈的伙伴一起玩，不喜欢随便打闹．小伙伴们都喜欢捉鸟、捕蝉、猜钱、爬树，只有王充不愿玩这些，王诵对此感到很惊奇．王充六岁时，家里就教他认字写字，王充恭厚友爱孝顺，很懂礼貌，庄重寡言，有成年人的气派．父亲没有打过他，母亲没有责备过他，乡邻没有指责过他．八岁进书馆学习，书馆里的小孩子有一百多人，都因为有过失而脱去衣服受责打，或者因为字写得难看而被鞭打．只有王充的书法日见进步，又没有什么过失．学完了识字书写课程，就离开了教写字的老师，去学习《论语》和《尚书》，每天能背诵一千字．读通了经书，品德也修养好了，就又辞别经师而去自己专门研究，王充一写出文章，就得到许多人的好评．所读的书也一天比一天多．王充才能虽高但不喜欢随便写作，口才很好可是不好与人谈论对答．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他可以整天不说话．他的言论初听时似乎很古怪，与众不同，直到把他的话听完了，大家才认为说得很正确．王充写文章也是如此，行事为人和侍奉尊长也是如此．王充不图在社会上出名，不为个人的利害去求见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很少说别人的缺点．能够原谅别人的大错，也惋惜别人细小的过失．喜欢隐蔽自己的才能，不好自我炫耀．尽力把修养操行作为做人的根本，而羞于靠才能来沽名钓誉．众人聚会坐在一起，不问到自己便不说话，被长官接见时，不问到自己就不作声．在乡里闲居时，仰慕蘧伯玉的气节；在朝廷做官时，就崇拜史子鱼的操行．受到污蔑中伤也不愿自我辩解，官位不升迁也不怀恨．穷得连蔽身的简陋住宅都没有，但心情比王公大人还要舒畅；卑贱得连斗石的俸禄都没有，而心情却与吃万钟俸禄的人差不多．做了官不格外高兴，丢了官也不特别悔恨．处在逸乐之中时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处在贫若的时候也不降低自己的气节．爱广泛地阅读古书，喜欢听不同于流俗的言论．当时流行的书籍和世俗传说，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于是就深居简出，考查论证世书俗说的虚实真伪．

王充为人清高稳重，结交朋友很注意选择，从不随便与人结交．结识的人地位虽卑微，年纪虽轻，但只要他的品行不同于世俗，就一定和他交朋友．王充好结交一些有才能有道德的人，不喜欢滥交一些庸俗之辈．因此，有些庸俗之辈，就抓住王充一些微小的过失，匿名攻击陷害他，但王充始终不去辩白，也并不因此而怨恨那些人．

【点评】完成文言文阅读要注意以下几点：

材料一：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这是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让我的国家宗庙都陷入了危机。我的大臣们都对我有高傲轻慢的意思,只有高赫没有失掉君臣之间的礼节,所以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这是懂得正确行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而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敢失礼的了。”有人说：孔子不懂得正确行赏的道理。善于赏罚的人，能使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立法令，而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尚且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这是襄子不善于惩罚的原因。做臣子的人，谋事有功才应该奖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而襄子却奖赏他，这是不善于奖赏。所以说，孔子不懂得正确行赏。

材料二：

陈国有个武将，对子鲋说：“韩非子制定的法律，有太多和夫子的理论截然不同之处。我经常探索他们的意图并比对他们的行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他们在止恶劝善这方面，韩氏未必是错的，孔氏也未必完全正确。像韩非这样的人，也是当世的圣人。”子鲋回答说：“世人说到高必定会以上天作比，说到低必定会以深渊作比。好事而喜欢穿凿附会的人，在言谈中一定引经据典来自我修饰，援引圣贤的事例来标榜自我贤能，想要获得民众的信任从而传播他的说辞。像诸子的著作，其中的义理都是这样。请允许我简略地说其中的一小部分,您来仔细考察它真实与否。”武将答应了。子鲋说：“最近赵国和韩国一起攻打知氏，赵襄子先奖赏臣子然后才有战果。韩非子在他的书中说，孔子赞赏赵襄子的做法，以此来强调“礼”的根本，然后在书中批驳孔子的看法，难道不像是真的吗？然而这其实是欺骗。如何能够证明这一点呢？早年我国先君在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去世，直到哀公二十七年时荀瑶与韩国、赵国、魏国攻打郑国，遇到了陈恒而返回，而这时夫子已经去世了十一年，而晋四卿都还活着。后来在悼公十四年，知氏才灭亡。这两个事件之间相隔很久，韩非子竟然提到了它们，没有一点惭愧之意。所以世上有很多无事生非的人，这都是韩非的罪过。因此我对这些旁门左道的道理保持沉默、不去听取诸子的言说已经很久了。而你却使用以测日影的仪器来测量天空，用手指来测量深渊，失明于大道而不觉悟，相信谎言而怀疑圣人，恐怕不是我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