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辙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胜于斯民也。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于其中以不能自出也；为赏以待天下之贤才，而唯恐天下之无贤而其赏之无以加之也。盖以君子先天下，而后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皆顺天下之所欲从。
且夫以君临民，其强弱之势、上下之分，非待夫与之争寻常之是非而后能胜之矣。故宁委之于利，使之取其优，而吾无求胜焉。夫惟天下之罪恶暴著而不可掩，别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无功，乡党之无义，不得已而爱其赏。如此，然后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杀人也；知吾之不赏，而非吾之不欲富贵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纳之于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于无罪；其功与之而至于可赏，排之而至于不可赏。若是二者而不以与民，则天下将有以议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与不可赏也，则吾犹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无刑、可以有赏之说，则将以我为忍人，而爱夫爵禄也。
圣人不然，以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无刑，刑之，而伤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赏、可以无赏，无赏，而害于信。与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肤、保其首领，而无憾于其上；与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乐得为善之利而无望望不足之意。呜呼！知其有可以与之之道而不与，是亦志于残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与之也，岂徒曰与之而已也，与之而遂因以劝之焉耳。故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之也；去轻赏而就重赏者，是以义劝之也。盖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尧舜、三代之盛，舍此而忠厚之化，亦无以见于民矣。
古代的君子立身于天下，不是想要压制百姓。制定刑罚来对待天下的罪恶过失，却唯恐百姓落入刑罚之中而不能脱离；制定恩赏来对待天下的贤德大才，却唯恐天下没有贤才而无从施予恩赏。大约是君子以天下为先，之后才有不得已的制定刑赏之举。之所以不得已，因为这不是君子的志向，而是百姓自身的行为而招致的。所以对可能有罪的人从轻处理，对可能有功的人从重奖赏，都顺应了天下的民心所向。
况且以君主的身份来治理百姓，因为两者之间强弱、上下的分别，不能等等与百姓争论寻常的是非曲直之后再驳倒他。因此宁可用利益来交付他，让他获得足够的好处，而君主不求一定要压制他。唯独天下的罪恶行径暴露于世而无法掩盖，从旁为其解释也不能开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到刑罚。朝廷中没有功劳的人，乡族中没有信义的人，君主不得已才吝啬施予赏赐。这样，然后了解君子使用刑罚，并不是因为君子喜欢杀人；了解君子不施赏，也不是君子不想使人富贵。如果一个人的罪名能够证实并且进入刑罚的范畴，但他的行为又能够拿出来放在无罪的范畴；如果将功劳给他就能够进入施赏的范畴，排除他的功劳就进入不能施赏的范畴。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对百姓不刑不赏，那么天下人将对君主议论纷纷了。如果让人们都知道应当施以刑罚、不能施予恩赏，那么君主还可以开解。如果让天下人都知道可以不施刑罚、可以施予恩赏，那么（人们）将认为我是狠心的人，并且是吝惜（赏赐）爵位俸禄啊。
圣人则不是这样，圣人认为天下之人如果不幸而产生罪行，可以施以刑罚、也可以不施以刑罚，用刑的话，就有伤仁爱；如果幸运而立下功劳，可以恩赏，也可以不赏，不赏的话，就妨害信义。与其不使君子之法受到贬抑，不如让百姓保全性命，在刑赏方面没有怨恨；与其越分授予官位，不如让百姓乐于得到行善的好处而没有急切不能满足的地方。唉！知道（上面）哪些情况有可以给予百姓（刑赏忠厚）的道理却不给予，这也是存心伤害百姓罢了。况且君子将这个道理给予百姓，难道只是白白地给予而已吗，给予之后再趁势勉励他们罢了。因此舍弃有罪的行为而判定无罪，是用羞耻来进行勉励；舍弃轻赏而施予重赏，是用道义来进行勉励。大约都是想要百姓自行思考而领悟到啊。所以唐尧、虞舜、夏、商、周的盛业，假如舍弃这些，那么刑赏忠厚也就不能让百姓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