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秘，为偏将军，镇陇西。溥从父之官，专心坟籍。郡察孝廉，除郎中，补尚书都令史。
稍迁公车司马令，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招学徒，移告属县曰：“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善积则习与性成。唐虞之时，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乃具为条制。于是至者七百余人。溥乃作诰以奖训之，曰：
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学庭，讲修典训，此大成之业，立德之基也。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见，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者也。
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质修色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也。又曰锲而舍之，朽木不知；锲而不舍，金石可亏。斯非其效乎！
今诸生口诵圣人之典，体闲庠序之训，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誉日新，朋友钦而乐之，朝士敬而叹之。于是州府交命，择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挥翰流离，称述世务，探赜究奇，使杨、班韬笔，仲舒结舌，亦惟才所居，固无常人也。然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匪志匪勤，理无由济也。诸生若绝人间之务，心专亲学，累一以惯之，积渐以进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耳，何滞而不通，何远而不至邪！
溥为政严而不猛，风化大行，有白乌集于郡庭。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
张耒
君欧阳氏，讳发，字伯和，庐陵人，太子少师文忠公讳修之长子也。为人纯实不欺，内外如一，淡薄无嗜好，而笃志好礼，刻苦于学。胡瑗掌太学，号大儒，以法度检束士，其徒少能从之。是时文忠公已贵，君年十有五，师事瑗，恂恂惟谨，又尽能传授古乐钟律之说。
既长，益学问，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自书契以来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无所不学。其学不务为抄掠应目前，必刮剖根本见终始，论次使族分部列，考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呜乎!其志亦大矣。然其与人不苟合，论事是非非，遇权贵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轻试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苏公子瞻哭之，以为君得文忠之学，汉伯喈、晋茂先之徒也。
君为殿中丞时，曹太后崩，诏定皇曾孙服制。礼官陈公襄疑未决，方赴临，召君问其制，君从容为言，襄即奏用之。是时，方下司天监讨论古占书是否同异，折中为天文书，久未就，而襄方总监事，即荐君刊修。君为推考是非，取舍比次，书成，诏藏太史局。
君治官无大小，不苟简，所创立，后人不能更。其著书有《古今系谱图》《国朝二府年表》《年号录》，其未成者尚数十篇。
夫人吴氏，故丞相正宪公充之女，封寿安县君。男一人，曰宪，滑州韦城县主簿。女七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葬君郑州新郑县旌贤乡刘村文忠公之兆，而宪来求铭。
司马光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发言必自称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带、广袂之衣谓之儒邪？执简伏册、呻吟不息谓之儒耶？又况点墨濡翰、织制绮组之文以称儒，亦远矣。舍此勿言，至于西汉之公孙丞相、萧望之、张禹、孔光，东汉之欧阳歙、张酺、胡广，世之所谓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
鲁人颜太初，字醇之，常愤其然。读先王之书，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诵之，以夸诳于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与乡党无余，于其外则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犹蘙如也，乃求天下国家政理风俗之得失，为诗歌洎文以宣畅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荡为事，慕嵇康、阮籍之为人，当时四方士大夫其无名教之拘，翕然效之，浸以成风。太初恶其为大乱风俗之本，作《东州逸党》诗以刺之。诗遂上闻，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郓州牧怒属令之清直与己异者，诬以罪，榜掠死狱中。妻子弱不能自诉，太初素与令善，怜其冤死，作《哭友人》诗，牧亦坐是废。
于时或荐太初博学有文，诏用为国子监直讲。会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学官。诏即行所至，改除河中府临晋主簿。太初为人，实宽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临晋改应天府户曹，掌南京学，卒于睢阳。旧制，判、司、簿、尉四考，无殿负①，例为令录。虽愚懦昏耄无所取者，积以年数，必得之。而太初才识如此，举进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脱判、司、簿、尉之列以终身，死时年四十余。噫，天丧儒者，使必至于大坏乎！将大吠所怪，桀桀者必见锄也？何其仕与寿两穷如此？
世人见太初官职不能动人又其文多指讦有疵病者所恶闻虽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弃失居多余止得其两卷。同州又得其所为《题名记》，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显于时，而言立于后世者多矣。太初虽贱而夭，其文岂必不传？异日有见之者，观其《后车》诗，则不忘鉴戒矣：观其《逸党》诗，则礼义不坏矣；观其《哭友人》诗，则酷吏愧心矣；观其《同州题名记），则守长知弊政矣；現其《望仙驿记》，守长不事厨传矣。由是言之，为益岂不厚哉！
虞溥字允源，是高平昌邑人。父虞秘，是偏将军，镇守陇西。虞溥跟随父亲到陇西，专心研读古代典籍。被郡中推举为孝廉，任郎中，补尚书都令史。
不久迁任公车司马令，任鄱阳内史。大建学校，广招学生门徒，转发文书通告属县说：“学习是用来坚定情操涵养性情而积累众多优良品质的途径。情操在心中确立了就体现在行为上，优良品质形成了名望就在教化中显露，所以中等人品的人随着教化而转移，优良品质积累起来好的习性也就形成了。唐、虞的时候，家家都可以封爵，等到衰落的时候，又家家都可以诛杀，这难道不是教化用来培养习俗，用来改变人的品性吗?自从汉氏失去控制以来，天下分崩离析，江表被寇乱隔绝，王者的教化长期废弛，学校教育被荒废而无法进行。现在四海一统，万里统一，亿万民众都在太平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应当崇尚道德，广开学业，以帮助协调社会的和谐，光大发扬昌明的教化。”就具体地制定了条例规定。于是来求学者有七百多人。虞溥便作文诰勉励训诫他们说：
来读书的学生都是绅士之流，年轻志盛，刚开始涉足学业，学习研究经典，这是有大作为的事，树立道德的基础。圣人的学问淡而少味，所以初学的人不喜欢。等到满了一年以后，阅读的书籍更加广博，学习的知识更加众多，天天听到未听说过的，天天看到未见到过的，然后胸襟开朗，敬业乐群，不觉得教化忽然使自己受到熏陶，至高无上的道理使自己达到神妙的境界。所以学习对人的熏染，超过了颜料。我见到颜料时间一长就会褪色，没有见过长时间的学习而退步的。
工匠染布时，先把要染的布准备好，然后准备染料，布和染料都准备好了，染布的工作就可以完成了。学习也是这样，孝悌忠信就好像是白布。君子在内端正心志，在外修习自己的行为，如果有余力，就可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有德行。学习的人不担心才能不够，而担心不能立志。所以说向往千里马的马，就能成为千里马；仰慕颜渊的人，也就是颜渊之类的人。又说锲而舍之， 朽木不可雕；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不就是验证吗?
现在学生口中诵读圣人的典籍，亲自接受学校中的训导，等到三年，可以小有成效。而美名流传，有新的称誉，朋友敬而乐之，朝中大夫敬而赞之。于是州府交相聘任，挑选职位去做官，这不是很美好的吗?至于包含美质抒发文藻，下笔流畅而华丽，论述世上的事情，探究深奥的道理，使得杨、班收起笔来，仲舒张口结舌，仅是有才 能者的作为，而不是平常的人。然而积累一勺勺的水成为江河，积聚小土粒增高山峰，如果没有志气不勤奋刻苦，当然不能成功。 学生如果断绝人间的杂务，专心学习，长年累月，日积月累，那么也就是或慢或快，或先或后罢了，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不能实现呢?
虞溥处理政务威严而不凶暴，教化大行，有白乌停在郡府庭上。注解《春秋》、《左传》，撰写《江表传》以及文章诗赋几十篇。
先生姓欧阳氏，名发，字伯和，（江西）庐陵人，是太子少师文忠公欧阳修的长子。先生为人纯朴诚实，不会欺骗他人，对内对外能做到态度同一，淡薄名利，没有特殊的不良爱好，他志向坚定，爱好礼义，学习刻苦。胡瑗掌管太学，人称大儒，用制度来检点约束士人，他的学生很少能跟从他。这时欧阳修禄位已高，先生已经十五岁，就拜胡瑗为师，恭谨温顺，又完全能够传授古乐钟律方面的学问。
先生长大以后，更加重视学问，不去研究那些应对科举考试的文章词藻，只去探究古代那最早出现的论议文字，从上古时代始有文书以来直到现在，君主臣宦世代相传的系统，每个朝代的法令规范以及礼乐制度，其它至于天文地理等学问，没有不学习研究的。先生学习这些不是为了追求应对眼前而浮光掠影，只注意枝枝节节，而一定探本溯源，了解学问的前因后果。编辑整理资料都分门别类，考查研究一定要有收获，有收获还要能有所用。啊，先生的志向也算够大的了！但是，他与人相处不随意迎合他人，议论事情坚持原则，即使遇到有权有势的人也不会有一点屈居其下的意思，关键时一定要陈述自己的意见，因此，他们也不愿意随意任用他，让他发挥其所能，因而，别人也很少能了解他的。现在，先生已经去世了，眉山苏子瞻（苏轼）感到很悲伤，认为先生继承了其父文忠公（欧阳修）的学问，可以称得上是东汉蔡邕（字伯喈）、西晋张华（字茂先）这类人了。
先生做殿中丞时，曹太后逝世，皇帝下诏确定皇曾孙服制。负责仪礼的礼官陈襄犹豫不决，将前往哭吊前，召见先生，询问服制之礼，先生从容应答，陈襄当即奏禀皇上，采纳了先生意见。在这时候，正值司天监讨论古代测候风云星月的占卜的书籍是否有不同，准备协调不同意见，创制天文书，很长时间没能完成，这时，陈襄正总管这件事，就推荐先生参加修订。先生推求考证，判断是非，取舍比较，编订完成后，皇帝下诏将此书藏于太史局。
先生担任官职无论大小，都不草率简略，创立的东西，后来的人不能更改。他编著的书有《古今系谱图》《国朝二府年表》《年号录》，他未完成的著述还有几十篇。
先生夫人吴氏，是原丞相正宪公吴充的女儿，封寿安县君。儿子一个，名宪，做过滑州韦城县主簿。女儿七个。先生于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郑州新郑县旌贤乡刘村文忠公（欧阳修）的墓地，其子欧阳宪前来，要我为先生写一篇墓志铭。
天下不崇尚儒者很久了。当今世上的士大夫，开口说话一定自称儒者。儒者究竟是怎样的呢？高高的帽子、宽大的衣带、宽大的衣袖，这样穿戴的称为儒者吗？手持书简，俯身苦读，吟咏不停的称为儒者吗？又何况醉心文辞、苦心构思，写出华丽文章的人称为儒者，(这和儒者)也差得太远了。除去上述种种不说，至于西汉的公孙丞相、萧望之、张禹、孔光，东汉的欧阳歙、张酺、胡广，(这些)世人所说的大儒，果真足够符合儒者的名称吗？
鲁人颜太初，字醇之，常对这种情况很气愤。(他)读先王的文章，不研究章节句子，一定要探究其中的义理才行。(颜太初)掌握了先王书中的义理以后，不是仅仅称道它，用来夸大欺骗世人，而是必定亲自去实践。(只诵读先王的文章)对他自己来说与邻里相比也就没有突出的地方，对他之外来说就不能发扬光大(先王的义理)。不能发扬光大，先王之道就遮蔽起来了，于是(他)探求天下国家政理风俗的得失，创作诗歌和文章来宣扬倡导它。景祐初年，青州牧以荒废政务、逸乐过度、恣意放任为能事，(他)仰慕嵇康、阮籍的为人，当时各地的士大夫喜欢他不受礼教的束缚，一致效仿他，渐渐形成风气。颜太初厌恶他，认为他是使风俗大乱的根源，作了《东州逸党》诗来讽刺他。诗最终传到皇上那里，皇上立即追究青州牧的罪过。又有郓州牧因为下属的县令清廉正直与自己不同而生气，就诬陷他犯罪，将他在狱中拷打致死。他的妻子和孩子弱小不能自己去告状，颜太初平日与这个县令交好，怜悯他冤死，写了《哭友人》诗，郓州牧也因此而被罢免了。
这时有人举荐颜太初博学有文采，天子下诏任用他为国子监直讲。恰逢有个平日不喜欢颜太初的御史，上书说颜太初放纵而不遵礼法，不可以担任学官。诏书就要到了，又改任河中府临晋主簿。颜太初为人，其实宽厚、善良、有政绩，不是放荡不羁的人。从临晋又改任应天府户曹，主管南京学校方面的事，死在睢阳。先前的制度规定，判、司、簿、尉四个官职的考核，没有因欠国家赋税而考核为下等的，照例按县令录用。就算愚笨、懦弱、昏惑、老迈没有可用之才的人，凭年数积累，也一定能得到。而颜太初才华见识如此，中进士做官近十年，到死都没能摆脱判、司、簿、尉的行列，他死时大概四十多岁。唉，这是上天要毁灭儒者，使他们一定达到这么坏的地步啊！将会像狗对自己奇怪的事吠叫一样，品行正直、与众不同的人一定要被铲除吗？怎么他的仕途和寿命两者都如此困厄呢？
世人看到颜太初官职不能震动人，又加上他的文章多指责批评，有缺点毛病的人讨厌听到，即使得到他的文章，也不很重视它。所以丢弃遗失的占多数，我只得了他的两卷。在同州又得到他写的《题名记》，现在集在一起，为它作序。前代的读书人活着时地位不显赫，但文章在后代长存的太多了。颜太初虽然地位低寿命短，他的文章难道一定流传不了吗？他日有见到它的人，看到他的《后车》诗，就不会忘记借鉴警诫了；看到他的《逸党》诗，礼义就不会衰败了；看到他的《哭友人》诗，残酷的官吏就会心生惭愧了；看到他的《同州题名记》，地方长官就了解政治的腐败了；看到他的《望仙驿记》，地方长官就不经营驿站了。由此来说，带来的益处不也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