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大题共5小题，共18分。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是故何也？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以上说王公大人，下以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故当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
然则明辩此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无仪，譬犹运钧①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②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所以出于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此百姓之忧也。说百姓之忧者，是灭天下之人也。”
然则所谓欲义人在上者，何也？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万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于墨子言曰：“昔者文王封于岐周，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则吾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吾用此知之。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以为赏罚以劝贤沮暴，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是故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此上之所赏而百姓之所誉也。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因且罚，不暴故罚也。’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感，为子则不孝，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王公桢，济阳公孙也。济阳死靖难，公死贼，获赠于朝，任一子广，吉水称忠义家莫过之。至其战马事，有足为世戒者。
始公以大学生除夔州府通判，才五月，会荆襄贼流劫入夔，焚巫山县治。是时同知苏州王公授牒捕贼，性柔怯而狡猾，故托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数之曰：“汝食朝廷禄，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饿虎口耶？”即代勒部民兵昼夜行，至则巫山已破，贼方聚山中，索击之，杀渠桀三十三人，余尽遣。居三日，贼复劫属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卫指挥曹能、柴成两人，与王素党结避祸，多方诡辞庇之。且激公曰：“公诚为国家出力气，肯慨然复行乎？”公即声应。即日勒民兵，夹曹、柴两人赴之，与贼夹水阵。已而麾民兵毕渡趣战，曹、柴望走，公陷围中，误入淖田，不得脱。贼欲降之，公大奋骂。贼怒以刀断其喉及右臂，堕淖中，马逸去。
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稔公，知贼不敌，不敢言。是日将归，有物啸于山者，商惊祝曰：“为王公耶？果尔，当三啸止。”如其言。商秘与家人负箦往寻乱尸，见衣白纱半臂者，公也。载箦上，令不深没。自死所至府三百余里，马奔归府，门阖，长嘶踢其扃，若告急状。守者纳之，血淋漓，毛鬣尽赤，众始骇公已死，而贼尤不解。后死之二十五日，子广始随木商往殓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贫甚，不能归，尽售行李与马为资。而王意在马，不偿直，竟徒手得之。距殓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马哀鸣特异。王命秣者加莝①豆，不为止。王疑秣者绐②己，自起视枥。马骤前啮其项，不释口，久乃得脱。复奋首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呕血数升死。贼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诛。
呜呼！自昔相传义马事不一二，皆言临难能相济也。世尝言至灵者人，畜之至贱宜莫犬马若也。衔辔所制，鞭策所驱，固有衣冠介胄所不逮者。呜呼！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孙傅，字伯野，海州人，登进士第，为礼部员外郎。时蔡條为尚书，傅为言天下事，劝其亟有所更，不然必敗。條不能用。迁至中书舍人。宣和末高丽人入贡使者所过调夫治舟骚然烦费傅言素民力以妨农功而于中国无丝毫之益宰相谓其所论同苏轼奏贬蕲州安置给事中许翰以为傅论议虽偶与轼合，意亦亡他，以职论事而责之过矣，翰亦罢去。靖康元年，召为给事中，进兵部尚书。上章乞复祖宗法度，钦宗问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时谓名言。十一月，拜尚书右丞，俄改同知枢密院。金人困都城，傅日夜亲当矢石，金兵分四翼噪而前，兵敗退，坠于护龙河，填尸皆满，城门急闭。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正月，钦宗诣金帅营，以傅辅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旬不返，傅属贻书请之。及废立檄至，傅大恸曰：“吾唯知吾君可帝中国尔，苟立异姓，吾当死之。”金人来索太上，帝后、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谋匿之民间，别求状类宦者二人杀之，并斩十数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窃太子出，都人争斗杀之，误伤太子。 因帅兵讨定，斩其为乱者以献。苟不已，则以死继之。”越五日，无肯承其事者。傅日：“吾为太子傅，当同生死。金人虽不吾索，吾当与之俱行、求见二者面责之，庶或万一可济。”遂从太子出。金守门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预？”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当死从。”是夕，宿门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于朔廷。绍兴中，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定。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弘治中，授编修，寻兼司经局校书。与修《大明会典》成，迁左中允。武宗立，以东宫恩，进左谕德，充讲官，纂修《孝宗实录》．时词臣不附刘瑾，瑾恶之。谓《会典》成于刘健等多所糜费镌与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实录》成进左中允再迁翰林学士历吏部左右侍郎。正德六年，代费宏为礼部尚书。礼部事视他部为简，自珪数有执争，章奏遂多。帝好佛，自称“大庆法王”。番僧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称大庆法王与圣旨并。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敢与至尊并书，大不敬。”诏勿问，田亦竟止。珪居闲类木讷者。及当大事，毅然执持，人不能夺，卒以此忤权幸去。教坊司臧贤请易牙牌，制如朝士，又请改铸方印。珪格不行。贤日夜腾谤于诸阉间，冀去珪。流寇扰河南，太监陆訚谋督师，下廷议，莫敢先发。珪厉声曰：“师老民疲，贼日炽，以冒功者多，偾事者漏罚，失将士心。先所遣已无功，可复遣耶？今贼横行郊圻肘腋间，民嚣然思乱，祸旦夕及宗社。吾侪死不偿责，诸公安得首鼠两端。”由是议罢。疏上，竟遣訚，而中官皆憾珪。御史张羽奏云南灾。珪因极言四方灾变可畏。八年五月，复奏四月灾，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灾变六十九事。今自去秋来，地震天鸣，雹降星殒，龙虎出见，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与焉，灾未有若是甚者。”极陈时弊十事，语多斥权幸，权幸益深嫉之。会户部尚书孙交亦以守正见忤，遂矫旨令二人致仕。两京言官交章请留，不听。珪归三年，御史卢雍称珪在位有古大臣风，家无储蓄，日给为累，乞颁月廪、岁隶，以示优礼。 又谓珪刚直忠谠，当起用。吏部请如雍言，不报。而珪适卒，年五十七。遣命毋请恤典。抚、按以为言，诏廕其子中书舍人。嘉靖元年录先朝守正大臣，追赠太子少保，谥文毅。
王引之
先生名中，字容甫，江都人。少孤，好学。贫不能购书，助书贾鬻书于市，因遍读经史百家，过目成诵。年二十，应提学试，试《射雁赋》第一，补附学生，诗古文词日益进。仪征盐船于火，焚死无算，先生为《哀盐船文》，航编修世骏序之，以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显。当世通儒如朱学士筠，卢学士文昭，见先生所撰，咸叹赏以为奇才。
年二十九，始颛治经术。谢侍郎墉提学江左，特取先生为拔贡生。每试，别为一榜，列名诸生前。侍郎尝谓人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若以学，则予于容甫当北面矣。”其见重如此。朱文正公提学浙江，先生望谒，答述扬州割据之迹、死节之人，作《广陵对》三千言，博综古今，天下奇文字也。毕尚书沅总督湖广，招来文学之士。先生往就之，为撰《黄鹤楼铭》，歙程孝廉方正瑶田书石，嘉定钱通判坫篆额，时人以为“三绝”。
先生于六经、子、史以及词章、金石之学，罔不综览。乃博考三代典礼，至于文字训诂、名物象数，益以论撰之文，为《述学》内外篇。又深于《春秋》之学，著《春秋述义》，识议超卓，论者谓唐以下所未有。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性质直，不饰容止，疾当时所为阴阳拘忌、释老神怪之说，斥之不遗余力。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诗之善，则称之不置。事母以孝闻，贫无菽水，则卖文以养，左右服劳，不辞烦辱。其于知友故旧殁后衰落，相存问过于生前，盖其性之笃厚然也。年五十一，卒于杭州西湖之上。
先生，家大人之所推服也。其学其行，窃闻于趋庭之日久矣。而先生于予所说《尚书》训诂，极奖励，以为可读父书，则又有知己之感焉。虽不能文，尚欲扬榷而陈之，以告后之君子。
袁宗道
天乎，天乎！何乃遽以吾外大母逝耶！悲哉！不肖宗道，稚年丧母，外大母每见不肖，辄泪涔涔下，且泣且拊曰：“儿饥否？将无寒乎？”辄取衣食衣食之。故不肖即茕然弱子乎，无殊乎在母膝下也。今壮矣，而外大母何在耶？悲哉，悲哉！
太夫人姓赵氏，其先江陵人，景泰间徙公安，遂占籍。四传为处士文深，赠中宪东谷公与处士同里闬，雅相欢也，因悉太夫人勤慎状，曰：“是真我家妇。”遂命方伯公委禽焉。赠中宪公性嗜饮，日偕诸酒人游，顾以生计萧疏，不无阻酣畅也。自有妇卜太夫人，而甘滑盈几，取办咄嗟。诸故酒人惊相语：“前从夫夫饮，且少鲑菜耳，今何突致此衎衎者？”遍视其囷箧而索然若故，然后乃知太夫人啬腹龟手适舅姑，心力竭矣。无何，姑钱恭人婴疾且亟，则尽斥鞶珥授方伯公，俾迎医，医无问遐近。恭人不食，外大母亦绝噉。恭人不起，而太夫人哀可知也。即逮今五十余年，而语及辄涕。居尝语子：“吾今裕，故能施耳，不若先姑贫而好施也。若所以有兹日，微先姑之德不及此，子孙无忘先姑哉！”
乙卯，方伯公领乡书，丙辰成进士，己未官比部郎。太夫人相从京师，为置侧室高，礼训慈育，闺内穆如。居四年，不置一鲜丽服。丙寅，方伯公佥宪江西，时长宪者喜敲扑，公庭号楚声不绝。太夫人闻之，戚然曰：“彼盛怒易解耳，而生命难续，且若之何以人灼骨之痛，博已一快也？”方伯公为之改容曰：“请佩此言当韦。”戊寅，方伯公以大参备兵通、泰，寻由河工超迁河南右辖。未几，转左。日夜期会簿书间，力渐耗。太夫人时时风方伯公：“且休矣！即不能爇琴燔鹤以饱，夫岂其无双田之毛，东湖之水？”方伯公曰：“所谓拂衣者难妻孥也，汝若是又奚难！”而癸未需次调补，竟请告归，从太夫人意也。居尝语诸子曰：“尔父累俸，稍拓田庐，然不尽与尔曹，而推以赡族，亦惟是念祖父之余，不可专食也。尔当识此意附谱后，绝孙曾他肠，令吾族人得世世食此土，不亦美乎！”其平居语识大义类若此。
不肖宗道，甥也，义不敢饰吾外大母之行，然亦不敢隐也。惟慨惠之铭，以肉百年骨，则家舅氏厚幸，宗道厚幸。
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祐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祐为侍御史。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又，百司断狱，唯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乎？”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上尝与侍臣论狱，魏征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上曰：“此岂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材料一：
李广有孙陵，为侍中，善骑射。帝以为有广之风，使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及贰师击匈奴[注]，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陵搏战攻之，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八万余骑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罔，下迁腐刑。久之，上悔陵无救。上遣（公孙）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军无功还，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上于是族陵家。既而闻之，乃汉将降匈奴者李绪，非陵也。陵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单于以女妻陵，立为右校王，与卫律皆贵用事。卫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征和三年）三月，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击匈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
材料二：
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其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逆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墨子说：“古代的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政治清明。然而国家不得富反得贫，人民不增加反减少，政治不清明反混乱，这是什么缘故呢？主张有命论的人说：‘命里注定富就富，命里注定贫就贫，命里注定人多就人多，命里注定人少业人少，命里注定政治清明就政治清明，命里注定政治就政治混乱。’拿这些话向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阻碍百姓做事，所以主张有命论的人是不仁的。因此面对主张有命论的人的言论，不能不加以明辩。”
那么怎么来明辩这些言论呢？墨子说：“必须设立一个标准，言论没有标准，就好比在转轮之上设立测日影的标杆未确定早晚时间（一样不可能）。对于是非利害的分辩，是不能明确了解的。所以言论必须遵循三个标准。”三个标准是什么呢？墨子说：“对事要追根溯源，要推究它的缘由，要用之于实践。向何处去追根溯源呢？就是向上去探究古代圣王的事情。向何处去推究它的缘由呢？就是向下详察百姓耳闻目睹的实情。在实践中怎么运用呢？就是把它应用到刑事与政务方面，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和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所说的言论必须遵循的三个标准。
“然而现在天下的上层统治者，有的认为命是存在的。让我们试着向上观察一下圣王的事迹，古时夏桀使国家混乱，商汤接过来将国家治理好了；商纣王使国家混乱，用武王接过来将国家治理好了。这个社会没有改换，百姓也没有改变，在夏桀、商纣王手中，天下就大乱，在商汤、周武王手中，天下就太平，这难道可以说是命吗？让我们试着向上观察一下先王的书，那些由国家颁布、用来布告施行于百姓的，是律法；用来听理讼狱，判定罪行的，是刑法。如果在上者采用执有命者之说，这就是颠覆天下大义。这是百姓所忧虑的，以百姓的忧虑为乐的人，是毁灭天下的人。”
既然这样，那么人们说希望有义之人居于上位，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有义之人居于上位，天下一定安定清明，百姓将得到大利。”如何知道是这样的呢？墨子说：“从前周文王在岐周受封，和他的百姓相亲相爱、互相得利，所以近处的人因他的统治而安定，远方的人因他的仁德而归顺。凡是听说周文王的仁德的人，都起来投靠他，说：‘怎么才能使文王的领土扩展到我们这里呢？（那样的话，）我们不也是文王的臣民了吗？’我由此知道了这个道理。古代圣王发布律法颁布政令，以此制定赏罚的措施，用以鼓励贤明、阻止暴行，所以人们在家对父母兄弟孝敬慈爱，出外与乡里乡亲相互友爱。因此让他们去管理官府就不会偷盗私取，让他们去守城就不会溃散反叛。这就是朝廷所奖赏而百姓所称赞的人。主张有命论的人说：‘朝廷奖赏他，是他命中注定值得赏，不是因为他贤明而得赏。朝廷惩罚他，是他命中注定该受罚，不是因为他暴虐才受罚。’依照这个标准做君主就会不仁义，做臣子就会不忠诚，做父亲就会不慈爱，做孩子就会不孝顺，如果固执地主张有命之说，这只不过是暴戾言论的根源，凶恶之人的道理罢了。”
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上层统治者，心中确实是希望天下富足而厌恶天下贫穷的，希望天下太平而厌恶天下动乱的，那么对于主张有命论的人所说的话，我不能不加以反对，因为这些言论是天下的大祸害。”
王公名桢，是济阳公的孙子。济阳公在靖难之役中牺牲，王公死于盗贼之手，都获得了朝廷的封赠，荫庇一个儿子叫王广做官，吉水县称赞忠义之家没有能超过他们的。至于他那匹战马的事迹，足够给世人带来警戒启示。
起初，王公以太学生的身份被任命为夔州府通判，才五个月，恰逢荆襄盗贼流窜抢劫进入夔州，烧毁了巫山县衙。这时同知苏州王公接到公文去捕贼，性格怯弱而且狡猾，所以推托有病不敢派出一兵一卒。王公非常愤怒，当面责备他说：“你享受着朝廷的俸禄，掌管什么事情？怎能忍心把百姓弃置在饿虎口中呢？”王公随即代替他率领所属民兵昼夜兼程进发，到达时巫山已被攻破，盗贼正聚集在山中，王公搜寻并攻击他们，斩杀贼首三十三人，其余的全部遣散。过了三天，盗贼又抢劫管辖的大昌县，王公催促王同知，王同知还是不出兵，而瞿塘卫指挥曹能、柴成两个人，一向与王同知勾结避祸，千方百计用诡诈的言辞庇护他。并且激将王公说：“您果真为国家出力气，肯慷慨再次出征吗？”王公随即答应。当天率领民兵，会同曹、柴两人赶赴大昌，与盗贼隔着河水列阵。不久王公指挥民兵全部渡河进击，曹能、柴成望风而逃，王公陷入重围之中，战马误陷入烂泥田中，无法脱身。盗贼想招降他，王公大声怒骂。盗贼发怒用刀砍断他的喉咙和右臂，坠落在泥沼中，战马逃脱跑走。
当初王公赶赴大昌途中，借宿在木商家里。木商熟悉王公，知道贼兵强大不能敌，不敢多言。这一天将要回去，山里有东西呼啸，木商惊恐地祝告说：“是王公吗？如果是，应当叫三声就停下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木商暗中和家人抬着竹席前往寻找尸体，看见穿着白纱短袖衣服的，就是王公。把他放在竹席上，让他不至于深陷在泥中。从死难地点到官府有三百多里，战马狂奔跑回官府，官府大门紧闭，战马长声嘶鸣踢打门板，如同告急的样子。守门人开门放它进去，战马浑身鲜血淋漓，毛发马鬃全变成红色，大家才震惊王公已经战死，而贼兵之患还没有平息。王公死后二十五天，儿子王广才跟随木商前往收殓他，王公面容栩栩如生，没有因为炎热而腐烂。然而家里极度贫困，不能扶柩归乡，只好把全部行李和战马卖掉充当路费。而王同知一心想要这匹马，不肯给全价，竟然白白得到了它。距离收殓二十五天的一天半夜，战马哀鸣十分奇异。王同知命令喂马的人加铡碎的草料和豆子，战马依旧不停哀鸣。王同知怀疑喂马人欺骗自己，亲自起床到马厩查看。战马突然跃上前咬住他的脖子，紧咬不放，过了很久王同知才挣脱出来。战马又奋力用头撞击他的胸口，把他撞倒在地，不省人事。第二天，王同知呕血数升而死。盗贼平定之后，官府定功论罪，曹能、柴成也被诛杀。
唉！自古相传义马的事迹不止一两件，都说是主人面临危难时战马能解救相助。世人常说最有灵性的是人，禽兽中最微贱的莫过于犬马。受着嚼子缰绳的控制，皮鞭马策的驱赶，本来有连身着官服铠甲的人都比不上的节义。唉！这难道不值得敬畏吗！难道不值得警戒吗！
孙傅字伯野，海州人。考中进士，任礼部员外郎。当时蔡條任尚书，孙傅向他陈述天下政事，劝他早点做些更改，否则一定失败。蔡條不听。升升至中书舍人。
宣和末期，高丽入贡，使者所过之处，调发民夫修船，引起骚动，用度又颇多。孙傅说：“滥用民力妨碍农事，而对于中国没有丝毫好处。”宰相认为他的言论与苏轼相同，上奏降贬他在蕲州安置。给事中许翰认为孙傅议论虽然偶然与苏轼相同，但没有他意，以职论事而受到指责实在过分了。许翰也被罢贬，靖康元年（1126），受召入京任给事中，升任兵部尚书。上章请求恢复祖宗法度，钦宗问他，孙傅说：“祖宗法度有利于百姓，熙宁元丰法度有利于国家，崇宁、大观间法度有利于奸臣。”当时认为是名言。十一月，授任尚书右丞，不久改任同知枢密院。
金人围攻都城，孙傅日夜亲自督战。金兵分从四面鼓噪而攻，郭京军败退，掉进护龙河，护龙河被尸体填满，城门急忙关闭了。当天，金兵攻进城里。
靖康二年（1127）正月，钦宗到金兵元帅营中，任命孙傅辅助太子留守京城，仍然兼任少傅。钦宗十多天还不回来，孙傅多次寄信给金营乞请放回钦宗。废立皇帝的檄书传来，孙傅大哭道：“我只知道我们君主可以统治中国，如果立异姓为帝，我就死去。”金人来索要太上皇、皇后、诸王、妃子公主，孙傅留住太子不放行。秘密谋划把他藏在民间，另外找两个像宦官的人杀死，并杀死十几个囚犯，把他们的头送给金人，欺骗金人说：“宦官打算把太子秘密送出，京城人争相斗杀宦官，误伤了太子。于是太子率兵讨伐平定，杀死作乱的人献过来。如果不停止索求，太子就会自杀。”过了五天，没有人肯承担这件事。孙傅说：“我是太子的师傅，应当与太子同生死。金人虽然不求索我，我应当与太子同行，求见两位敌帅当面责斥他们，也许万一可以成功。”孙傅于是跟从太子出城。守城门的金兵说：“金人想要的是太子，留守何必参预？”孙傅说：“我是宋朝大臣，而且是太子的师傅，应当死从。”当晚，住在城门下，第二天，金人召他前去。第二年二月，死在北方金人朝廷。
绍兴年间，（孙傅）被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赠谥号为忠定。
沈珪，字伯特，湖州德清人。绍兴十五年进士。知池州，为人刚直端肃，不避权贵。
时秦桧当政，大臣皆唯唯诺诺依附逢迎，沈珪独上疏极陈时弊十事，语多指斥权要亲贵，秦桧深嫉恨之。秦桧死，高宗召对沈珪，奖拔其忠谠正直。迁中书舍人，论议平恕，朝野称其廉正如古大臣。
汪容甫先生名叫汪中，字容甫，是江都人。年少时父亲去世，喜欢学习。家中贫困没有能力购买书籍，协助书商在书市卖书，于是才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看过一遍就能背下来。二十岁的时候，参加州府考试，凭《射雁赋》取得第一，补录为附生，在诗词文学方面日益精进。仪征县盐船失火，被焚毁的船只烧死的人难以计数，汪先生写作了《哀盐船文》，编修杭世骏为这篇文章写了序文，评价它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因此文名传世。当代学识渊博的儒者像学士朱筠，卢文昭，见到汪先生撰写的文章，都赞叹称赏认为他是奇才。
天啊，天啊！为什么这么快让我的外祖母去世啊！我太伤心啊！不孝孙宗道，幼年丧母，外大母每每见到我，总是泪水止不住地流，一边流泪还一边抚摸着我说：孩子饿吗？感觉冷吗？就取来衣服给我穿上并喂我食物。所以我即使是孤单一身的幼儿，也和在母亲膝下成长没有差别。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可外祖母在哪里啊？悲伤啊，悲伤啊！
太夫人姓赵，她的先祖是江陵人，景泰年间搬迁到公安县，于是在此入籍定居。四方传言先祖是处士为人思虑周密，赠中宪东谷公与处士住同一里巷，平素相交甚欢，因此详尽的知道太夫人勤勉谨慎的情状，说：“这实在就是我家的儿媳。”于是命方伯公前去下聘礼提亲。赠中宪公生性好饮，每日和诸酒友一起饮酒交游，不过因生活状况不景气，有些人拒绝和他酣畅地饮酒。自从选择太夫人做儿媳，鲜美柔滑的食物摆满几案，置备迅速。那些原来的酒友吃惊的互相说：“先前同那人饮酒，还很少有菜肴，如今为何突然就呈现和乐的样子？”于是看遍他家谷仓及箱子却像原来一样空乏，这之后才知道是太夫人饿着肚子冒着寒冷去到公婆处，尽心竭力地侍候。不久，婆婆钱恭人患病且日趋严重，赵太夫人就拿出所有的首饰交给丈夫，让他去请医生，不管医生是远是近。钱恭人不吃东西，外大母也跟着不吃。钱恭人卧床不起，太夫人内心的哀伤可想而知啊。这些事到如今已有五十多年，但提到这些还总是落泪。平素家居曾告诉儿子说：“我们如今生活富足了，所以能乐善好施罢了，不像她老人家虽贫穷却好施。你们之所以有今天，如果没有她老人家的品德不能达到今天的地步，你们做子孙的不要忘记她呀！”
乙卯年，方伯公考取得乡试中式，丙辰年成为进士，己未年便官至比部郎。太夫人跟从着来到京师，为照顾生活起居，教导抚育子女，家中和美。四年里，没有置办过一件鲜明艳丽服饰。丙寅年，方伯公任江西佥宪，当时的长官喜欢用刑具，公庭上哀嚎声不断。太夫人听到了，面带忧伤地说：“他们的怒气很容易消解，但受刑人的生命却难以延续，况且怎么能用别人的灼骨之痛，来博取自已的一时之快呢？”方伯公听后为之动容说：“请随时拿这话在违背它时提醒我。”戊寅年，方伯公因为参与驻守通、泰的军队政事，不久由河工越级升迁为河南右辖。不久，转任河南左辖。日夜置身文书簿册中，体力逐渐耗损。太夫人常常劝告方伯公：“该要休息了！当下不能焚琴煮鹤（这里指糟蹋身体）来求温饱，你难道没有到双田种庄稼，喝东湖水的打算？”方伯公曰：“你所说的隐居生活是让妻子儿女生活艰难，你如果这样说又为难什么呢！”癸未年需依官员等第调任官职，最终请求告老回乡，顺从了太夫人的意愿。平素家居曾对儿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多年享受俸禄，稍微扩充了家里的田地房屋，但这些不会全给你们，而要推让来赡养整个家族的人，也只有这样除顾念你们祖父之外，也让你们明白不可以独自享有这些。你们要把这个意思记在家谱中，杜绝后世子孙的其他念想，让我们族人能够世世代代依靠这些土地生活，不也很好嘛！”她平素家居的话语就像这样识大体。
不肖孙儿宗道，是太夫人的外甥，从大义上讲不敢虚美外祖母的行为，然而也不愿隐瞒外祖母的美德。只有不吝啬地把她的事迹用文字记下来，使她的精神长存，就是舅父家的大幸，也是宗道的大幸。
戴胄为人忠诚清廉公平正直，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皇上因为候选人大都对自己的做官资历造假，下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处死刑。没过多久，有伪造做官资历的人被发现了，圣上想杀他。戴胄上奏说：“按照法律应当流放。”皇上愤怒地说：“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说话不算话吗？”戴胄回答说：“下令的人只是因为一时的喜怒，而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陛下因为愤怒候选人的作假，所以想要杀他，然而既然已经知道不可以这样，交由法律处理，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保存大的信用。”皇上说：“你能够执行法律，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戴胄经常就像这次一样宁肯使李世民发怒也要秉公执法，说出来的话语像不断涌出的泉水一样，而唐太宗全部都听从了他的建议，天下再也没有冤枉的案情了。鄃令裴仁轨私下使唤看门的人，皇上很愤怒，想要斩杀他。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佑劝谏道：“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不是陛下独有的。如今仁轨犯了轻罪却遭受极刑，臣担心其他人因此而慌乱，不知如何是好。”皇上听了很开心，免了仁轨的死罪，让乾佑担任侍御史一职。皇上对近侍大臣说：“我认为死刑极为重大，所以下令三次回奏，是打算深思熟虑的缘故。可是负责的官吏在片刻之间就完成三次回奏。另外，古代处决犯人，君主为此撤掉音乐演奏，减少膳食。我的宫庭里没有常设的音乐，然后常常为此而不吃酒肉，再者，百官断案，只依据法律条文，即使情理上有值得同情的，也不敢违法，这当中怎能完全没有冤枉的呢？”（贞观五年十二月）丁亥日，皇上下诏：“判决死刑犯，二天之内要五次回奏，在外地诸州的要三次覆奏。行刑的日子，主管膳食的不许上酒肉，内教坊和太常寺不许奏乐。（这些规定）都由门下省督察,有依据法律应当处死而情理上有值得同情的，记下情况上报朝廷。”因此而保全性命的（死囚）很多。五次回奏，是指处决前一二天（两次回奏），到处决当天还要三次回奏。只有犯恶逆罪（恶逆是十恶之一）的，只要一次回奏就行了。太宗曾跟近侍大臣讨论诉讼案件，魏征说：“隋炀帝时曾发生盗窃案，隋炀帝命令於士澄逮捕窃贼，稍微牵连是非难断的，全都拷打审讯迫使服罪，总共二千多人，隋炀帝下令全部处斩。大理寺丞张元济奇怪窃贼如此之多，试着查究他们的罪状，（得知）其中五人曾是盗贼，其余都是平民百姓；（可是）（张元济）最终没敢坚持（公道）奏报（真相），把所有人都杀掉了。”皇上说：“这岂只是隋炀帝无道，那些大臣也没有尽忠。君臣全都这样，怎么能够不灭亡！你们应该以此为鉴戒！”
（二）
材料一：
李广有个孙子名叫李陵，担任侍中，擅长骑马射箭。汉武帝认为他有李广的风范，让他在酒泉、张掖一带教士兵射箭，以防备匈奴。等到贰师将军出击匈奴时，李陵叩头自己请求说：“我所率领屯垦戍边的人，都是荆楚地区勇敢的人和奇才剑客。我愿意亲自率领一支队伍，到兰干山南面去分散单于的兵力，不让他全力对付贰师将军的军队。臣愿以少击多，只用五千步兵直捣单于王庭。”皇帝赞许李陵的豪情壮志，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李陵到达浚稽山，与单于军队相遇，匈奴约三万骑兵包围了李陵军队。李陵搏战攻击，匈奴军转身退回上山，汉军追击，杀敌几千人。单于大惊，召集八万多骑兵前来围攻李陵。李陵的军队在树林间徒步与匈奴骑兵战斗，又杀敌几千人。李陵的部队被困在山谷中，匈奴军在山上，从四面射箭，箭如雨下。士兵很多被杀死，无法前进。李陵说：“没有脸面回去见皇上呀！”于是投降了。皇帝非常愤怒，群臣都责备李陵，皇帝拿这件事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极力辩护说：“李陵侍奉父母很孝顺，结交士人讲信用，常常奋不顾身来为国家的危难而献身，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而且李陵率领的步兵不满五千人，深践（深入）敌人的军事要地，阻挡（抵挡）数万敌军。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然而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他之所以没有死节，应该是想得到恰当的机会来报效朝廷。”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在诬陷欺骗，把司马迁下狱（关进牢狱），施以宫刑。很久以后，汉武帝才对原先使李陵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表示后悔。武帝派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境内接李陵。公孙敖无功而返，于是对武帝说：“抓获了匈奴俘虏，说李陵在教单于制造兵器，以防备汉军。”于是汉武帝下令诛杀了李陵全家。不久后听说，教单于练兵的是投降匈奴的汉朝将领李绪，并非李陵。李陵派人将李绪刺杀。匈奴单于的母亲大阏氏要杀李陵，单于将他藏匿在北方。直到大阏氏去世后，李陵才回到王庭。单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封其为右校王，与卫律一起都成为掌权的贵族。卫律常常伴在单于身边，李陵则在外朝，有大事才召入王庭议事。征和三年三月，武帝遣李广利率七万人出兵五原，攻打匈奴。匈奴派大将与李陵率三万多骑兵追击汉军，转战了九天。
（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
材料二：
李陵投降匈奴，罪行显著而不可掩盖。如果说他孤军奋战而无援助，那么他率领五千步兵出塞，是他自己炫耀勇敢，而不是汉武帝命令他无法推辞的。李陵的家族因此受祸，他将灾祸转嫁给了李绪；等到后来李广利征讨匈奴，李陵率领三万多骑兵追击汉军，转战九天，难道也要把罪责推给李绪吗？如果说李陵受单于的控制，不得不追击转战，那么匈奴难道没有可信任的人吗？如果李陵有两面讨好的心思，单于又怎么能信任他并委以重兵，让他深入敌境与汉将对峙呢？司马迁为李陵文过饰非好像不够，却不断地称赞李广，以此来奖掖其家族世代相传的事业。身为将领却向敌军投降，投降以后又为新主效死作战，即使想要洗涤自己身上的污点，可已经染黑的白布，不可能重新变白。大节已失，则其余的都没法洗干净了。李陵说“我是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报答汉朝”，只不过是见到苏武义举感到惭愧而找的借口。他的背叛，本来就不是司马迁所能文饰的。
（节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