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 德彝对曰：“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史，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唐高祖显德九年秋天八月甲子这一天，唐太宗在东宫显德殿即位。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唐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平息盗贼。有人请求用严格的法令来禁止，太宗面含嘲笑着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是因为赋税劳役繁重，官吏贪污，民众饥寒切身，所以才不顾廉耻的。朕应当捐弃奢华，减少费用，轻徭薄赋，任用清廉的官员，让百姓衣食有余，自然就不做盗贼了，哪里需要用重法！”这样过了几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外面的大门都不用关闭，商旅之人可以在荒郊野外露宿都不用担心治安问题。太宗听说了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名声，召见他询问政道，张玄素答道：“隋主喜欢自己把持所有事务，不愿意信任群臣，因此群臣恐惧，只知道受命奉行而已，没有敢违抗的。以一人的智慧决定天下事，即使能够做到得失相半，犯的错误也已经很多了，加上君主被下面阿谀奉承所蒙蔽，不亡国还等什么！陛下如果能够谨慎地选择群臣，将政事分别交付给他们，自己安坐在朝廷上考查其成败而施以刑法或者赏赐，如果能够这样，何必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呢？太宗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将他升为侍御史。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