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辙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胜于斯民也。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于其中以不能自出也；为赏以待天下之贤才，而唯恐天下之无贤而其赏之无以加之也。盖以君子先天下，而后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皆顺天下之所欲从。
且夫以君临民，其强弱之势、上下之分，非待夫与之争寻常之是非而后能胜之矣。故宁委之于利，使之取其优，而吾无求胜焉。夫惟天下之罪恶暴著而不可掩，别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无功，乡党之无义，不得已而爱其赏。如此，然后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杀人也；知吾之不赏，而非吾之不欲富贵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纳之于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于无罪；其功与之而至于可赏，排之而至于不可赏。若是二者而不以与民，则天下将有以议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与不可赏也，则吾犹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无刑、可以有赏之说，则将以我为忍人，而爱夫爵禄也。
圣人不然，以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无刑，刑之，而伤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赏、可以无赏，无赏，而害于信。与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肤、保其首领，而无憾于其上；与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乐得为善之利而无望望不足之意。呜呼！知其有可以与之之道而不与，是亦志于残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与之也，岂徒曰与之而已也，与之而遂因以劝之焉耳。故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之也；去轻赏而就重赏者，是以义劝之也。盖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尧舜、三代之盛，舍此而忠厚之化，亦无以见于民矣。
材料一：
襄子①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唯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材料二：
陈人有武臣，谓子鲋②曰：“韩子立法，其所以异夫子之论者纷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子鲋曰：“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极天为称，言下者必以深渊为名。好事而穿凿者，必言经以自辅，援圣以自贤，欲以取信于群愚而度其说也。若诸子之书，其义皆然。请略说一隅，而君子审其信否焉。”武臣曰：“诺。”子鲋曰：“乃者赵、韩共并知氏，赵襄子之行赏，先加具臣而后有功。韩非书云夫子善之引以张本然后难之岂有不似哉？然实诈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与韩、赵、魏伐郑，遇陈恒而还，是时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晋四卿皆在也。后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后甚远，而韩非公称之，曾无怍意。是则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于小道，塞耳于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测渊，矇大道而不悟，信诬说以疑圣，殆非所望也。”
古代的君子立身于天下，不是想要压制百姓。制定刑罚来对待天下的罪恶过失，却唯恐百姓落入刑罚之中而不能脱离；制定恩赏来对待天下的贤德大才，却唯恐天下没有贤才而无从施予恩赏。大约是君子以天下为先，之后才有不得已的制定刑赏之举。之所以不得已，因为这不是君子的志向，而是百姓自身的行为而招致的。所以对可能有罪的人从轻处理，对可能有功的人从重奖赏，都顺应了天下的民心所向。
况且以君主的身份来治理百姓，因为两者之间强弱、上下的分别，不能等等与百姓争论寻常的是非曲直之后再驳倒他。因此宁可用利益来交付他，让他获得足够的好处，而君主不求一定要压制他。唯独天下的罪恶行径暴露于世而无法掩盖，从旁为其解释也不能开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到刑罚。朝廷中没有功劳的人，乡族中没有信义的人，君主不得已才吝啬施予赏赐。这样，然后了解君子使用刑罚，并不是因为君子喜欢杀人；了解君子不施赏，也不是君子不想使人富贵。如果一个人的罪名能够证实并且进入刑罚的范畴，但他的行为又能够拿出来放在无罪的范畴；如果将功劳给他就能够进入施赏的范畴，排除他的功劳就进入不能施赏的范畴。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对百姓不刑不赏，那么天下人将对君主议论纷纷了。如果让人们都知道应当施以刑罚、不能施予恩赏，那么君主还可以开解。如果让天下人都知道可以不施刑罚、可以施予恩赏，那么（人们）将认为我是狠心的人，并且是吝惜（赏赐）爵位俸禄啊。
圣人则不是这样，圣人认为天下之人如果不幸而产生罪行，可以施以刑罚、也可以不施以刑罚，用刑的话，就有伤仁爱；如果幸运而立下功劳，可以恩赏，也可以不赏，不赏的话，就妨害信义。与其不使君子之法受到贬抑，不如让百姓保全性命，在刑赏方面没有怨恨；与其越分授予官位，不如让百姓乐于得到行善的好处而没有急切不能满足的地方。唉！知道（上面）哪些情况有可以给予百姓（刑赏忠厚）的道理却不给予，这也是存心伤害百姓罢了。况且君子将这个道理给予百姓，难道只是白白地给予而已吗，给予之后再趁势勉励他们罢了。因此舍弃有罪的行为而判定无罪，是用羞耻来进行勉励；舍弃轻赏而施予重赏，是用道义来进行勉励。大约都是想要百姓自行思考而领悟到啊。所以唐尧、虞舜、夏、商、周的盛业，假如舍弃这些，那么刑赏忠厚也就不能让百姓看见了。
材料一：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这是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让我的国家宗庙都陷入了危机。我的大臣们都对我有高傲轻慢的意思,只有高赫没有失掉君臣之间的礼节,所以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这是懂得正确行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而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敢失礼的了。”有人说：孔子不懂得正确行赏的道理。善于赏罚的人，能使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立法令，而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尚且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这是襄子不善于惩罚的原因。做臣子的人，谋事有功才应该奖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而襄子却奖赏他，这是不善于奖赏。所以说，孔子不懂得正确行赏。
材料二：
陈国有个武将，对子鲋说：“韩非子制定的法律，有太多和夫子的理论截然不同之处。我经常探索他们的意图并比对他们的行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他们在止恶劝善这方面，韩氏未必是错的，孔氏也未必完全正确。像韩非这样的人，也是当世的圣人。”子鲋回答说：“世人说到高必定会以上天作比，说到低必定会以深渊作比。好事而喜欢穿凿附会的人，在言谈中一定引经据典来自我修饰，援引圣贤的事例来标榜自我贤能，想要获得民众的信任从而传播他的说辞。像诸子的著作，其中的义理都是这样。请允许我简略地说其中的一小部分,您来仔细考察它真实与否。”武将答应了。子鲋说：“最近赵国和韩国一起攻打知氏，赵襄子先奖赏臣子然后才有战果。韩非子在他的书中说，孔子赞赏赵襄子的做法，以此来强调“礼”的根本，然后在书中批驳孔子的看法，难道不像是真的吗？然而这其实是欺骗。如何能够证明这一点呢？早年我国先君在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去世，直到哀公二十七年时荀瑶与韩国、赵国、魏国攻打郑国，遇到了陈恒而返回，而这时夫子已经去世了十一年，而晋四卿都还活着。后来在悼公十四年，知氏才灭亡。这两个事件之间相隔很久，韩非子竟然提到了它们，没有一点惭愧之意。所以世上有很多无事生非的人，这都是韩非的罪过。因此我对这些旁门左道的道理保持沉默、不去听取诸子的言说已经很久了。而你却使用以测日影的仪器来测量天空，用手指来测量深渊，失明于大道而不觉悟，相信谎言而怀疑圣人，恐怕不是我所期望的。”